船长、博物学与一条船
1831年12月27日，二十二岁的剑桥毕业生查尔斯·达尔文登上海军测量船小猎犬号，船长是罗伯特·菲茨罗伊。这趟原本两年的测绘任务，因为火地岛的测绘任务一再延长，走了将近五年。达尔文在船上成了半个地质学家：1835年2月他在智利亲见大地震，岸边的贻贝礁被整体抬升，他读到莱尔「缓慢渐变塑造地球」的说法突然有了实感。同年9月，船在加拉帕戈斯停了五个星期，各岛陆龟的龟甲形状、嘲鸫和雀鸟的差别让他隐隐不安——这些东西明明相近，为什么每座岛各有一套？1836年10月返抵英格兰时，他已经不是出发时那个准备当乡村牧师的青年。
笔记本里的物种问题
回伦敦后他把航行材料陆续交给出版人：《小猎犬号航海记》1839年出版，销路意外地好。但真正的问题在他的私人笔记里。1837年，他开始在笔记本上画下第一棵分叉的「生命之树」；1838年10月，他随手读马尔萨斯的《人口论》——人口增长永远跑过粮食，生存竞争天天在发生——他后来自述说，读到此处「立刻想到这就是选种的关键」。在家鸽养殖上他看到人工选择的力量，那么自然界没有育种人，谁在做这个选择？1839年他与表姐爱玛·韦奇伍德结婚，1842年全家搬到达恩乡的宅子，此后四十年他几乎没离开过这个郡。同年，他写下了三十五页的自然选择纲要。
解剖藤壶的八年
接下来发生的事常被写成段子：手握改变生物学的想法，达尔文去解剖藤壶了。从1846年起，他把整整八年花在这个甲壳类动物的分类与解剖上，四大卷专著直到1854年才出齐，赫胥黎后来评价这项工作「绝对有价值」。据载他自嘲说，忘掉藤壶是什么滋味，得再活一个八年。但这段拖延也有另一面：藤壶让他见识了物种的可变性——同一种的成体和幼体判若两物，这恰恰是「形态并非神定」的旁证。同期他的健康问题愈发明显，胃疼、眩晕、皮疹，医生们到死也没确诊。
1858年6月的那封信
1858年6月18日，一封信从马来群岛的德那第岛寄到达恩乡，寄信人阿尔弗雷德·拉塞尔·华莱士，在疟疾间歇的发热空隙写下那篇十几页的论文，论述自然淘汰的机制，请达尔文若觉得妥当，便把稿子转交莱尔。达尔文如遭雷击——他二十年的私稿写的正是同一件事。他本想烧掉自己的东西成全对方，莱尔和胡克安排了体面的方案：7月1日，林奈学会同时宣读华莱士论文与达尔文1844年纲要与1857年致植物学家格雷的书信节选。宣读现场达尔文没有出现：他的小儿子查尔斯·沃林刚因猩红热去世，家中一片慌乱。
一千二百五十本售罄
1859年11月24日，《物种起源》上市，初印一千二百五十册一天内售罄，到1860年已出第二版。他自谦这不过是一部「长长的论证」，语气克制到近乎啰嗦，只在结尾放了一句极自信的话：生命及其若干能力，最初被注入到少数或一个个体之中，经由自然选择演化出无穷形态——「这一关于生命的观点，自有其壮阔」。1871年他在《人类的由来》里补上了最后一环。1882年4月19日，达尔文在达恩乡去世，七十三岁；家属起初想葬在村庄墓地，剑桥与学会出面，四日后他被葬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，离牛顿的葬身处几步远。他一生著述极繁，从藤壶到兰花受精再到蚯蚓与腐殖土；而最惊心动魄的那个结论，他从1838年想到1859年，中间隔了整整二十一年。